一位二本学生的北京漂流

编者按:

“北漂”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,从这个词透露出的向往与焦虑却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。实际上,“北漂”的意义不言自明,但他们的经历也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。他们的所见所闻,既跟随着那些颠沛流离却在努力生活、追求理想的人,也见证着一家跟着一家消失、倒闭的城市空间。

宗城是一位写作者,这篇文章记录的就是他从广东湛江到天津、北京生活的“北漂”故事。读书、实习、交友、租房、写稿......从在出版社工作,到成为706的一员,结缘过“工人文学”小组,也遭遇过不可抗力的清退。我们在这一个一个真切的经历中我们瞥见了一个青年的迷茫与自反,就如他在结尾写到的:

“有人在节目落泪,上了热搜。有人在阴沟讨生活,死前无人知晓。人们的感动被引导,引导在少数人身上,可多数人的遭遇,我们的父亲、母亲,甚至我们自己,分明更像那些欠薪的人、在外漂泊的人、不被看见的人。”

以下是原文。

从湛江到北京坐绿皮火车要35个小时,在老家高铁还没开通时,我独自坐硬卧去学校报道,经北京转天津,那里是我大学的所在地。

高考考差后,我去到一所天津的大学,在天津本地它是一本,但在广东报的人少,二本的分数也能进,我在那里读汉语言文学。当时报考的想法很简单,一来是为了读中文系,选了一所可选择范围内中文学科相对较好的学校。二来是天津离北京近,半个小时高铁就能到,我觉得城市和专业很重要,所以把它作为了第一志愿。家里人希望我在广东,不喜欢我这个选择,我们说好了四年后考研,争取考到一所广东的好学校,在满口答应的那一刻,我没有想到后面四年发生的变化。

在北方,我对澡堂印象深刻。我在广东是一个人洗,在天津是一群人洗,彼此赤身裸体,坦诚相见。有一次去洗澡,天津的朋友问我做什么,我说冲凉,他以为我要图凉快,我回过神,才知道要改口洗澡。他们说介是嘛、倍儿哏啊,我一开始也没闹明白,光是“哏”的发音,我就发不准。

填志愿,汉语言文学是我的第一专业,外人眼中的文学院或许是《红楼梦》《傲慢与偏见》,局内人眼中的文学院,除了这些,还有《现代汉语》《古代汉语》《文学概论》《中国文学史》等。

文学院就像大象牙塔里的一座小象牙塔,在学校的时间总体上是平淡无奇的,大一和大二课程很满,课外时间打辩论、参加足球赛,并不经常出学校。赶上假期会去北京走一趟,有高中同学在北京五道口,介绍我去那里的书店、青年空间玩,五道口是北京青年文化的热土,万圣书园、豆瓣书店、706青年空间和大大小小的酒吧都在那,去的人多,我在那交到了在北京的第一批朋友,写些稿子,领几百块稿费当零钱花,幸运的是,因为写作被编辑发现,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实习。

实习机构在一家出版社。微信群里有人加我,以为我是责任编辑,热情地问我:“老师您好,我们这有一套好书,能帮忙出版吗?”我只能礼貌地拒绝。在部门上班时,经常会收到陌生人的电话,他们大多是怀揣着一肚子写作热情的作者,不知道投稿方式,冒昧地把电话打给我们,我爱莫能助,会尽可能告诉他们合适的投稿方式。上午打电话过来的人,下午还打过来,我说:“您打错了!”对方说:“我是送外卖的。”

实习期间,我过上了来回北京和天津的生活。周一到周四在出版社坐班,周五到周日在学校上课,有一节校选课在周二,实在挪不过来,我就跟老师说,多交一份论文,老师大度,给我开了绿灯。

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来源于火车站。我常去的火车站是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。南站通高铁,西站通绿皮,往返京津,主要是天津南到北京南,有时要省钱,我就去天津站坐近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。绿皮火车充满了嗑瓜子和方便面的味道,环境肯定比不上高铁,但它更能体现出社会的不同阶层,尤其是工人、农民还有小镇青年。

在出版社实习期间,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,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。从五道口到朝阳门需换乘,算起来有十站的旅途,加上等车、挤车、换乘、下车后走路的时间,大约要一个小时。

早班车的地铁像一台研磨机,每一个人都被碾压,即便是筷子一样的瘦子,进入车厢后也无法动弹。他会竭力伸长脖子,试图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,但除非他身高一米九以上,否则他能闻到的,还是汗臭味、香水味和烟味。即便坐上车,乘客也要小心谨慎,坐到西直门的人,在知春路站需尤其留意,那是换乘大站,出来和进来的人都够你呛一壶。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,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。你总要面对被挤出的难堪,第一次你也许会生气,多遭遇几次,也就默默承受了。

相比起来,天津地铁高峰期也挤,但绝没有北京严重,坐天津地铁,至少每个人还有富裕的空间,在北京,被挤成面条是常态。

我在京津来回,仿佛出入两个世界。北京和天津是两种城市哲学。天津的城市哲学,就是不争,不和别的城市争,排行榜什么的都不在乎,他们自娱自乐,市民们过着自己舒适的日子。这种“不争”有它的好,也有它的坏,而北京就是“争”的极致,大江南北的于连都来这里争,争学历、争工作、争转正、争学区房……

对于学历不够的人,这样的焦虑会被进一步放大,那些刺耳的招聘信息提醒着你。没有办法,那就是人家的规定,我无法改变,只能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做好,证明学历高的人能做的,我也能做。《英雄本色》里,小马说:“我等了三年,就是想等一个机会,我要争一口气。”争一口气就是我当时最朴素的念头,所以一方面在出版社干活到晚上,另一方面争取每一个写稿的机会,通过稿费挣够生活费。

*

在五道口的地标中,我最喜欢去两个地方,一个是万圣书园。一个就是706青年空间。万圣书园在成府路蓝旗营对面一栋小矮楼二层,旁边是一家保健按摩家。

万圣书园早期位于西北三环中国人民大学附近,1994年三环路改造,迁址成府街深巷,到了2001年再次搬迁。当它还在成府街时,店面是两间平房,被一条小街一分为二。那时中关村闻名的书店还有国林风、风入松,后来成府街拆迁,万圣书园搬到海淀体育馆北门的平房里,过了段时间,又搬到了成府路,也就是如今的地方。新址的经营面积缩水了将近300多平米。

万圣给我的第一感觉正是书目全、品相精,满满而整齐的书环绕四周,像走进一个胡同,两边不是房子,而是翻不完的书。万圣的书集中于人文社科类,侧重于学术书,网红书有,但不会特别放在显眼的地方。

在我待在万圣书园的时间里,我最常逗留的还是文学书区。大二暑假,为了搜集关于迷惘一代作家的资料,我在海明威那张绷着脸挂着一帘胡须的照片旁看了一个下午。在一个柜子里,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是挨着的,他们的代表作都在其中。最左边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《美与孽》、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、《爵士时代的故事》,最右边,是来自同一出版社的《危险的夏天》、《死在午后》,而两位作家最有名的书——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有五个译本位列其中,译者分别是巫宁坤、巫宁坤(纪念版)董继平、张思婷、吴建国,《老人与海》有三个译本,译者分别是李毓昭、鲁羊和俞光中。而在正中间,有四本书是其他作者所写,却与二位作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,像泽尔达的《给我留下华尔兹》和保拉·麦克莱恩的《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》就是例子。

万圣书园,图源网络

从万圣书园出来,沿着成府路走到华清嘉园,就能见到706青年空间。706是一家创始于2012年的青年空间,本部位于华清嘉园社区。

706希望通过书和文化活动聚起人流,但这里最多人的时候永远是酒会、派队,一个主打思想交流的空间,无意间成了社交、恋爱的乐园。

在706,三分钟恋爱非常多,人们像飞蛾一样被火光吸引,烛火熄灭后又迅速散去,这里曾有过天台一夜情的轶事,很多恋情忽地一下就散去。

有住客建议706主打婚恋交友,但创始人方荣不太愿意,他被外人视作一个注重思想深度的人,可706要活下去,不得不做一些俗的东西。

706经常有有趣的活动,比如说失败青年派对、苏格拉底对话。青年人在这些奇怪活动里,蕴含了自己的严肃议题。失败青年派对,反思的是“小确丧”;社畜保健所,呼应了“工作996,下班ICU”;苏格拉底对话,一直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哲学。

706的活动曾经都是免费的,团队邀请了秦晖、查建英、钱理群等名人,但都不收活动钱。2017年后,706深陷财务危机,一度要依靠众筹捐款,团队开始探索捐款人制度和会员制,部分活动也开始收费。

五道口号称“小硅谷”,有不少像706这样的创业团队,他们最大的压力是入不敷出,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。706曾短暂实现收支平衡,后来又因运营不善、租赁成本、外部压力等原因陷入危机。无法盈利不只是706的困扰。实际上,706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青年空间,它依靠住宿和捐款撑到现在,大部分国内青年空间已经关门, 缘生泰(北京)商贸有限公司比如广州的叁楼、谷河、友益思,它们开设在大学城及其周边,相继因为收支不平衡、校方回收场地、不可承受外力等原因而倒闭。

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一线城市,三年前曾是青年空间的旺地,如今却已罕见。和706较为相似的,是定海桥、季风书园、洛克青年空间这样的组织或空间,但它们大多转移或倒闭。

706能活下来,离不开五道口独特的资源。清华、北大等高校结成的大学圈,让这里成为北京学生最密集的地方,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,聚集了大量媒体、出版社、文化机构,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流动于各个阶层的公共讨论氛围,为青年空间提供了人流基础。

因为给706写过稿,又当过一段时间新媒体编辑,706的老板允许我在本部免费打地铺,拿到垫子、被子和枕头,晚上就睡在地板上。听起来骨头疼,其实睡久了也就习惯了。我在706的办公室睡过,在二楼图书馆睡过,在阁楼睡过,也在咖啡馆旁边的地板上睡过,就这样豁免了一年的租金,生活成本大大减少。

那段时间的日常就是:早上七点起来,骨头咯吱咯吱响,匆忙洗漱,穿外套,睡眼惺忪上地铁,一边扶着把手,一边在地铁上闭眼小睡,等换乘了再匆匆忙忙随人流一泻而下,等到晚上七八点,再次坐上返程的地铁,出来时已是一片清凉,路面上停满了共享单车,仿佛一片自行车的坟墓。

有时漫步在朝阳门内大街,看到一排排气派的建筑和陌生的人流,尽管我们同在一座城市,却又是如此不同。我能够在这片城市立足吗?黑幕落下,望着大雾笼罩的远处群山,偶尔也会问自己,但很快就会被推推搡搡的人打回原形。

那是我对五道口记忆深刻的一年,很多个夜晚我都从地铁五道口站出来,抬头看到购物中心的蓝色灯牌。昂扬的标语是五道口的写照,这里网罗了一批一流的大学生和创客,他们有的是北京土著,有的远道而来,五道口名头响亮,不但是奋斗之地,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宝库。

沿着成府路,走在这里的人,有不修边幅、逗留于旧书摊的可爱学生;有呼喊理想自由信念的摇滚歌手;有骑着老式二八自行车的洋人;有成群结队,奇装异服的由各国留学生组成的社团;还有相机不离手,如警犬般环视周遭的中年摄影师。在密密匝匝的钢筋水泥下,无数双跃跃欲试的眼睛一刹而过,留下黑压压的背影。

在那些人流涌动的地方,古老帝国的尊严与西方潮流毗邻而居,对称的园林里,明清庙殿错落有致,而玻璃幕墙后,摩天高楼平地耸起,国企的建筑规整刚硬,墙面保持生人勿扰着冷色调外墙。

这是在大道两侧。大道和勾连着许多狭长的小路,绕过高楼,建筑的高度骤然跌落,拥挤和杂乱程度也即刻加深。五道口深处的低矮平房和北方其它地方差别不大,窗外挂着红灯招牌,墙面贴着广告和寻人启事,走入其中,似乎常有烤冷面、兰州拉面或一些北京小吃的味道。这里多是外来务工人员,住在老小区的合租房里。

后来,我也住在了合租房,三室一厅,十个人一起住,在我们屋,就是四个男生共用一屋,类似于大学宿舍,每个月交2000块房租。

住在群租房,每个月都会遇到检查。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,小管家告诫我们,有人敲门不要马上开,先透过门上的小洞,看看来者是谁,如果是送外卖的就开,不是就假装屋里没人。一般来说,送外卖的敲门声比较温柔,查群租房的,敲门声格外地响,透着一股凶狠劲儿,我们听到就脊背发凉,哆嗦着腿,不敢出声,猫手猫脚的,键盘都不敢敲。待到敲门声止,才重新作业。可总是关门也不是个办法,中介就和执法大队里的朋友通气,约定个时间,我拆床,你检查,等你拍完照走了,我再把床装上。那时候,我们就是在拆床、装床中度过的,一来二去,和执法大队的大爷混了个脸熟,他办差,我们理解,我们穷,他也知道。

706的猫卡门

*

毕业前夕,我在一家媒体实习,解决方案有一次同事偷拍了我一张工作照,传到群里,大学朋友问:“你是又回去上班了吗?”

我说不是,我回去办离职了。

朋友说很羡慕我,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监狱,我却羡慕他,有社保,有基本收入。朋友笑了,这大概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

当时没有接受转正、离开单位,并不是过得多么不顺心,相反这可能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实习,但我实在太讨厌热点了,也对每天都需要更新的生活感到疲惫,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输出的过程,而你的输入跟不上,久而久之,你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储备,所以才会想要离开。

张怡微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说:“这样的生活(如写稿机器般的生活)是不对的,你没有花很多力气在这件事情上,但实际上你又在消费这些工作。”我一度憎恨自己的文字,对写作产生倦怠,尝试停止,体内的表达欲又会推搡着你。我想,自己还是很需要沉淀下来看书,加之有几个酝酿已后的小说计划,所以决定做自由职业。朋友知道后,以为我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协议,正式走上作家之路,我说没有,我没有给任何出版社投过小说书稿,也没有口头协议,我一直在默默写,只是写完一篇,会发给几个信任的朋友看,然后藏在文档里。我是一个害怕被拒绝的人,怕自己努力写的东西出不了,所以没有相当把握,我不太敢把自己的小说拿去投稿。

说来奇怪,我害怕拒绝,却习惯了被拒绝,这几年写作生涯,也是不断被拒稿的时光。抱歉、对不起、见谅,甚至,杳无音信。曾经有位朋友提出对我小说的批评,担心我生气,我说怎么会,我就是在批评声中长大的。自己害怕的,其实是你们都不理我。

回望在大学的四年,成长的时光,是收敛起那个心高气傲的我,自己和外界相处,变得越来越温和、礼貌,很久以前被拒稿,会难过好一阵,现在被拒稿心里还是会难过,但会很快给自己打气,说:“怕什么,马尔克斯也被拒稿过几百次呢!”于是转投别处,继续写作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毕业。因为学历不够,我没能在出版社留下来,后来去媒体实习,结束实习后也就走了。这倒不是一个悲惨的经历,相反我在这其中感到一丝幸运,在出版社和媒体的两年写作经历,让我认识了一些编辑,有充分的写稿机会,我那时候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写作,在大三,我已经能够自己养活自己,挣够学费和生活费。

毕业后,我搬到了五道口,住在706青年空间的书屋里,每天早上起床,能隔着窗户看到13号线飞驰而过的地铁。我跟706的老板说,自己可以每个月办一场分享,供一篇稿子给706新媒体,把月租降到了2000块钱。在五道口,这算是一个相对便宜的数目。

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住五道口,不住远一点,租金便宜,住的房间还大点,我说因为五道口朋友比较多,在外地,我更喜欢待在离朋友近的地方。

因为在706办活动,我结识了一些关注工人文学的朋友。2020年月初,他们带我去了一趟北京皮村。去皮村最切肤可感的记忆是冷,渗入骨髓的冷。出发前,朋友提醒多穿衣服,带上暖宝宝,我以为至多比五道口冷几度,去到皮村,站在新工人剧场门口边,我才知道有多冷。

就像从华北平原抵达了东北的大雪天,你站着,不跺脚,脚掌就像冰封住一样,如果用刀割下来,兴许就是一块块僵住的冻肉。

剧场内没有暖气,劳动者都是顶着严寒上台的,台下是工友和城里来的学者、大学生,旁边几个大袋子,装着厚厚的羽绒服,一位戴棉帽的面善的小哥说:“这里有衣服,别冻坏了!”

中途,我见到一位许久认识但不曾谋面的朋友,他以前在皮村住,我问:“你们这住的地方供暖吗?”他说:“前几年没有供暖,今年有了。”

我想到那一个个北方大雪纷飞的苦寒夜晚,当三里屯的人们开心地庆祝雪花的落下,仅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,却可能是工人们裹衣加被仍驱不散的寒气。夜晚,我们看完了《劳动交流市场》,那是一部改编自劳动者真实经历的非虚构戏剧,剧作结束后,村里的阿姨端出一大盆汤圆,组织青年们一碗碗分发给大家,这让我想起跨年时706本部唱起《国际歌》的夜晚,来自不同群体的青年,在一个他们可能根本不认识的歌手的鼓舞下,在新十年的开始,自由地唱起《国际歌》。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,就在《国际歌》唱完3个月后,706本部关门了。

*

2020年春节,当病毒性肺炎只是武汉市内的零星病例时,706的住客不会想到仅仅两个月后,它成为了压垮本部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为经济上的持续亏损,以及举报压力(由于举办活动、嘈杂扰民等原因,706在此之前多次被邻居举报),2020年3月,706本部宣布关闭。

这并不是706团队的结束,因为他们还有线上业务和在上海、广州的分部空间,但对706的住客们来说,这是一段记忆的终结。706公布消息的那一天,我和很多朋友在社群里自发怀念。这些年,我在北京目睹了一家家空间的散场。706青年空间本部、雕刻时光咖啡馆、三联韬奋书店海淀分店……过高的土地成本和营收问题成为它们共同的困境,而新冠疫情加速了公共空间的客源流失。2月疫情严重时,几乎无人光顾书店,3月氛围稍微缓和,但书店每天的收入仍比不上疫情前的水平。

在北京,租赁成本是文化空间的大敌,五道口的雕刻时光,三里屯的老书虫、爱琴海的单向街书店等,都先后因此关门。所以在706本部关门那天,我的心情是难过又麻木的,就像一根锥子刺了你一百下,再刺一下时,你不会有太大感觉。

因为被隔离,我没能目睹本部最后一天的场景,只是在手机里看朋友记录冷清的五道口,那些关停的店铺、分别的熟人,窗外阳光普照,我却觉得是灰色的,不知为什么,当时回北京后,就一直在恍惚的情绪中。对北京没有了期待,开始想念在南方的日子。

北京有我认识的很多朋友,有全国最丰富的文化资源,有许多个夜晚在路上的同行者一起奋斗的记忆,可是我在搬迁那段时间感到,这座城市其实冷冰冰地传递给我,或者说像我们这样的异乡人一个信号,那就是北京有你没你都一样,边缘的、个体的奋斗者,在这里似乎只能过孤独合租房的生活,如果他不门庭显赫,不阶层上升,他在北京的生活,就注定摇摇欲坠、任人摆布。在经历了清退后,联想到我关心的事物、过去的朋友,那共同的清退记忆,我无法说自己在这座城市感到归属,留在北京的理由,似乎只剩朋友、机会和一种很现实的不知到何处去的感受。对这座城市,谈不上恨,也谈不上爱,城市就是那座城市,它见证发生的一切,而我终究是个异乡人,处在茫茫黑夜无根处,可回到故乡,又能解决问题吗?

我想起了1947年7月15日,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信:

“黄永玉是个小天才……他想回凤凰,不声不响地刻几年。我直觉地不赞成他回去。一个人回到乡土,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,窄小、可笑,固执而自满,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。”

隔离结束后的第一天,我回到五道口,重返706本部所在的华清嘉园。但我进不去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瘟疫,北京各小区都严格隔离,进入小区需要出入证和身份证,而我并没有华清嘉园的出入证,只能远远地望一眼706所在的1五号楼,然后独自离去。

朋友提醒说,我的两个行李箱还在她那里,包括鲁迅全集在内的一摞书。朋友住在华清嘉园内,我们之前是合租房里的室友,三月份清退事件后,我搬到了六道口,她和闺蜜住进华清嘉园另一栋楼里面。清退时,我人在广东,只好麻烦她先寄存行李,待上了北京、隔离结束后,我再过去取。她想到一个不用进小区就拿到行李箱的办法,就是叫一辆滴滴,把两个行李箱放上去,车开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口,我再下来拿,但后来我决定过去一趟,叫了一辆货拉拉。

我后来住在六道口附近的一处小区,两室一厅的合租房,完全合法,不用担心查房,但中介有点坑,住进去后我和室友才发现,这是一个漏水漏电的房子,有几个晚上还容易跳闸,为此我们麻烦了好几次维修师傅。

五月份北京疫情缓解,一级防疫下调为二级,出去北京再回来不用被隔离,我就坐上了开往杭州的高铁,和女友在相隔四个月后重逢。女友问我要不要来南方,比如住在上海或杭州,我还没决定,但内心有所思虑。紧接着和朋友在上海相遇,谈及北漂经历,一晃就是四年,朋友说:“你可以写写在北京的经历。”人家说四年一轮回,想到这里,似乎在北京的日子也该结束。

春天本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但我和朋友却对前路迷茫。朋友一静所在的纪录片团队因为疫情暂时解散了,她不得不快快投简历,找一份新的工作维持生计。在某家图书公司工作的小楼(化名)也选择了暂时停薪留任。这期间,我听说不少朋友被裁员、失业,也在新闻上看到一家家书店关门了事,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多少,但自己亲身的感受是:新冠疫情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大。

疫情对我供稿的媒体、刊物也产生了冲击。三月份一位媒体朋友透露,领导下个季度可能要削减财政支出了,我知道,外约稿酬是被削减的重点对象,从三月到四月,我在那家媒体也确实没发过什么稿子了。四月份,我听说一家供稿平台实质性解散(后来经朋友核实,是员工暂时变为义工模式,但还发撰稿人稿费),那个夜晚我本来打算早睡,但知道后便无法入眠。我记得第一次给它投稿,是2018年,一位编辑约写书评,写完后,她代我投给了那个平台。我以为没稿费的,因为一直不晓得他家怎么盈利,以为是佛系志愿者平台,靠口碑和情怀维持,后来发现有稿费,还不少(在市面媒体的水准线以上),19年又投过几篇,稿费都有收到,所以很感激。可惜,这样一个优质内容平台,终究还是免不了慢慢散场的命运。

而对我个人来说,其实去年就有危机感,不能纯依靠稿费维生,作者无法改变优质内容平台的离去,凛冬漫长,只能多找一些开源节流的路了。我还记得朋友去年来北京时,就劝我多找一些收入渠道,否则媒体一家家倒了,撰稿人就会非常被动。2019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,也让我至今心有余悸,那就是父亲罹患鼻咽癌入院,我们一家人为此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多万块钱(化疗、放疗、后期检查等),两位哥哥和我分摊,母亲也从邻居那借来一笔钱,幸运的是父亲年初从鬼门关里出来了,我们又是团团圆圆的一家人,但这次意外让我对经济有了更深的担忧,因为我要挣得不只是养活自己的钱,还得考虑到父亲和母亲未来的生活。他们的储蓄已经在一次次疾病和供养我读书上学中消耗殆尽了,现在是该到我报答他们的时候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熬夜写稿挣钱,自嘲地说,这像是一种自我剥削。其实我自己的开支是很低的,我并不是一个爱花钱的人,像读书和踢球这样的业余爱好也花不了多少钱,一个月下来,自己包括租房的开支在四五千块钱左右,但因为父亲的大病,2019年底还是花了不少钱,所以那段时间精神很焦虑,你发现自己离开了坐班制,依然无法摆脱剥削的命运,你曾经有宏大美好的理想,到头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已经花光所有力气。

幸运的是在2019年底,几家文学杂志或平台接受了我的自由来稿,令我多了一些文学方面的收入渠道,再加上我自己确实写得勤快,所以一个月的收入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,我在银行攒下了一笔储蓄,每个月给父母寄过去一笔,同时也为了防备生大病。

在时代的大潮中,我自己已然是幸运的。因为我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影响,而很多实体户已经难以为继。在这个时代,偶像们的辛苦能被看到,而贫困县人们灾年之下的艰难,却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。偶像们月入千万、有洋房,有豪车,他们稍微表现出可怜,就是热搜和成百上千万金钱的回馈。可是那些贫困县的农民,在瘟疫中破产的人们、无家可归的流亡者、欠薪的工人,他们的处境呢,又有多少人关心他们,去发一发自己在偶像身上泛滥的善心。有人在节目落泪,上了热搜。有人在阴沟讨生活,死前无人知晓。人们的感动被引导,引导在少数人身上,可多数人的遭遇,我们的父亲、母亲,甚至我们自己,分明更像那些欠薪的人、在外漂泊的人、不被看见的人。

本文写作于2020年春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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